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0次締約方大會（COP30）召開前夕，慈善家、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（Bill
Gates）在個人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《關於氣候的三個殘酷真相》（Three Tough Truths About
Climate）的長文，引發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。這篇超過5000字的文章，與其說是一份倡議，不如說是蓋茨在氣候立場上的一次重要轉折。二十多年來，他一直是清潔能源投資與氣候行動的代表人物，而這一次，他選擇退後一步，重新定義氣候行動的邏輯。他直言：氣候變化固然嚴峻，但它不會導致人類文明的終結；真正值得投入的，不是以恐懼為動員的政治口號，而是能切實改善人類福祉的實際行動。
蓋茨開門見山地否定了近年來盛行的「末日論」。他指出，全球氣候運動長期以來過度依賴「危機敘事」——熱浪、洪水與風暴被不斷疊加成「世界末日圖景」，從而以恐懼推動氣候政治。雖然這種敘事在輿論上具有強大動員力，卻也造成了焦慮蔓延、資源錯配與政策失衡的後果。
蓋茨特彆強調，許多國家在短期減排目標上投入過多，卻削減了對健康、農業與減貧等關鍵領域的支持，而這些領域才是真正決定人類能否適應氣候變化的核心。貫穿全文，他最想表達的是，如果人類要在變暖的地球上更好地生存，就必須把「人」重新放回氣候議程的中心。換句話說，氣候行動的評估標準，不應只停留在溫度曲線的上升幅度，而應轉向生活質量的提升。
2025年11月7日，在巴西貝倫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（COP30）前夕，巴西總統盧拉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等人出席貝倫氣候峰會時合影（Reuters）
蓋茨在文中還列舉了多個例證：非洲的抗旱作物改良計劃讓粟米產量提高了66%；印度的農民利用AI簡訊系統預測季風變化，從而避免了上百萬畝糧食損失；而廉價的空調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，讓極端高溫導致的死亡數在過去二十年持續下降。蓋茨認為，這些改善人類生存能力的項目，比任何宏大的「零碳承諾」都更能衡量氣候行動的成效。
在這份倡議里，他還提出兩個關鍵命題：第一，要把「綠色溢價」（Green
Premium）降到零，讓清潔能源在成本上與化石能源持平。只有這樣，綠色轉型才能成為市場行為，而非政治強制。第二，要以數據和影響力衡量一切氣候支出。蓋茨以全球疫苗聯盟（Gavi）的經驗為例：自2000年以來，220億美元投資拯救了1900萬兒童生命——每挽救一條生命的成本約1000美元。他指出，氣候資金也必須遵循同樣的邏輯：用有限的資源，產生最大的福祉效應。蓋茨直言，如果用拯救生命的效率來衡量氣候項目，那麼現在許多支出都會顯得不合理。
在備忘錄最後，蓋茨將目光投向即將在巴西貝倫召開的COP30大會，呼籲全球氣候政策進行「戰略性轉向」——將焦點從單純控制排放，轉向以改善人類福祉為核心的系統性行動，尤其要優先關注最貧困國家人民的健康、糧食安全與適應能力的建設。
2025年9月4日，美國總統川普（Donald Trump，左二）和美國第一夫人梅拉尼婭（Melania
Trump）在白宮舉行私人晚宴，與各大科技公司CEO共進晚餐。Meta行政總裁扎克伯格（Mark
Zuckerberg，左一）和微軟創始人比爾·蓋茨（Bill Gates，右一）出席。（Reuters）
自從這份備忘錄發表以來，蓋茨就面臨著來自各界的非議。許多環保人士稱該備忘錄是對支持氣候議程的倒退。美國總統川普則表示自己「贏了」，因為蓋茨終於承認他在氣候問題上完全錯誤。當然還有一點，就是川普的氣候政策傾向於讓民間投資去主導氣候議題，而政府財政撤離那些「虛頭巴腦」的項目，畢竟還有許多議程，遠比非常理論性的氣候議題更加緊迫，更為現實。所以這麼看來，川普認為蓋茨「歸順」了自己，也不無道理。當然，作為左派代表，蓋茨在公開場合明確反駁川普的說法，還強調自己只是在備忘錄里提出了一些相對務實的觀點罷了。
安邦智庫（ANBOUND）的研究人員認為，蓋茨的「理性回歸」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，這意味著世界上最主要的「氣候環保戰士」也不得不承認當下的氣候治理邏輯存在問題，甚至到了「有百害而無一利」的程度。氣候變化運動現在實際是一種宗教，是一種政治正確，是一種信仰。
這個過程是一種時代性的機會，給無數的職業人士創造了舞台，讓人們認識了他們的臉，聽到他們的聲音。他們可能是擅長忽悠正在尋找機會的政治家、急切渴望成熟的年輕人、尋找投資機會的金融投機者、追逐概念的時尚界的人士、虛構寫作的作家、急於得到資助的大學教授，當然還有總是需要粉絲的佈道者。然而，當氣候變化成為政治運動的時候，它帶來了巨大的成本提高，影響到通脹水平，然後再改變政治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很多以「拯救地球」為名的承諾、協議其實就如同淡倉支票或者是不一定發揮作用的「保險單」。真正的問題，卻從來沒有被解決。
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0次締約方大會（COP30）召開前夕，慈善家、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（Bill
Gates）在個人網站上發表了一篇題為《關於氣候的三個殘酷真相》（Three Tough Truths About
Climate）的長文，引發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。（網上圖片）
安邦智庫因此認為，因為氣候變化提供給人類太多的不確定性，建立在不確定性基礎上的討論已經太多了，現在應該是時候，在唯一確定的基礎上採取理性的行動，那就是節約和效率——這和蓋茨在備忘錄中提到的「綠色溢價」和「氣候支出標準」可謂是不謀而合。這些提法的核心都在於讓氣候政策重新回到理性與可持續的軌道。
這也正為中國未來的氣候戰略提供了思想參照。中國的應對路徑應當以「節約」和「效率」為核心，在「節能減排的再投資與再建設」中形成可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，這不僅能降低通脹壓力，還能在全球綠色競爭中確立新的範式。中國的綠色觀點，將在務實的發展與氣候變化理論之間，建立一種平衡的框架，真正解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，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對立。事實上，中國在城市更新、綠色投資等領域有市場規模大的優勢，在部分議題上也有制度層面可複制的經驗，只是還需要更加全面有效的戰略性政策支持。不管怎麼說，這些實踐比任何抽象的目標都更具可行性，也更加有意義。
總之，蓋茨的備忘錄之所以引發全球震動，並不在於他提出了什麼新的口號，而在於他敢於說出當下氣候議程的真相。氣候變化仍將是一個長期挑戰，但人類社會需要的，已經不是恐慌敘事，而是一種可持續的行動邏輯：以節約為起點，以效率為核心，以人的福祉為最終衡量標準。正如蓋茨表達的那樣，我們不需要去拯救地球，而是需要讓地球上的人生活得更好。這種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思想，折射出未來全球氣候治理可能的方向。
最終分析結論：
比爾蓋茨對氣候變化態度的轉變是有里程碑意義的。蓋茨以「人類福祉」為核心重塑氣候治理，拒絕了長期以來以末日危機為驅動的主流敘事，這種轉向不是否定氣候行動，而是讓政策思維回歸理性。未來的氣候變化政策，核心在於能否切實改善人類福祉的實際行動，這比任何政治口號都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