過了40歲，姚鄂梅才成為全職作家。4年前《家庭生活》賣到斷貨，很多讀者第一次聽到她的名字，以為是哪個橫空出世的天才作家。那時她53歲，已經在書桌前寫了30年。這些年她拿了不少文學獎，她獲過人民文學獎、汪曾祺文學獎、當代文學年度長篇小說等文學重磅獎項，但她說自己口拙，不善交際，不怎麼用社交平台，主要是不覺得社交是一個必要的姿態。
姚鄂梅在宜都
姚鄂梅是湖北宜都人，她在這座江邊的小城寫作，即使現在定居上海，她依然在寫鄉土和城市之間的故事。90年代，女性寫作更多聚焦在城市先鋒女性的視角，姚鄂梅少見地總是寫縣城裡的普通女人，機關單位的中年女人，紡織廠的女工，縣醫院的護工，南方打工回來的大齡女青年。她喜歡從家庭內部寫起，揭開平靜的生活下涌動的暗流：情人躲在房間，妻子被犧牲，陷入婚戀困境的男人，一個入贅進小超市，一個患有精神疾病的女人。《北京文學》主編師力斌說她「順著人性這根藤蔓，將悲慘命運一捋到底，將現實的嚴酷呈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。」
宜都老城緊鄰清江
姚鄂梅小說的故事發生地幾乎都在宜都
父母相繼去世，老家房子賣掉以後，姚鄂梅很少回宜都，回去也是住酒店。在宜都，我們重走小說中的地點，看到作家身上也攜帶著一個縣城女性人生的蛛絲馬跡。不知不覺地離開家，再用半生回望。「終生都在逃離，又讓我們歸心似箭」。
自述：姚鄂梅
撰文：洪冰蟾
如果沒有寫作的話，我肯定就在縣城一輩子。宜都是我生活了十幾年的地方，十幾年後我慢慢地離開了這個地方。這不是一次計劃當中的遷移，是不知不覺跟這塊地方走散了。走散之後，對宜都的回望幾乎是我這半生最主要的工作。
宜都是湖北宜昌的地級市。以前縣城真的非常破，90年代初外面招商引資來很多工廠，織布廠、紡織廠、服裝廠都有，輕工業比較發達，我印象里就是整天在修路。到了90年代末，工廠紛紛出現經營上的問題，破產兼并或者國企改制。工人們下崗後，有的徹底轉行，有的南下，去南方的制衣紡織廠。
90年代的老廠多數消失，高層樓盤拔地而起
我是家裡最小的女孩子，上面還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。我高考的時候不幸膽囊炎急性發作，劇烈的胃疼，吐得很厲害，沒考上大學，好歹考上一個省中專。中專兩年，我一直在那種沮喪的氛圍當中，這也導致我發瘋一樣，把圖書館裡面能找到的文學作品都讀完了。
人一旦走上了一種旅程，好像就不太容易停下來。我學的是財務，畢業後第一年分到縣裡的一個機關，又在一個工廠幾年，然後調到銀行。
在銀行工作的時候，我開始認真寫小說，二十八九歲。我有幾個死黨朋友，他們後來都結婚了，我一直單身，就到他們家蹭飯，到現在聯繫依然很緊密。我經常想，如果像他們那樣很早就開始家庭生活，很早就承擔重大的責任，很早失去大片的多餘的時間，我可能不會開始文學創作。
姚鄂梅寫宜都的風：再沒有比峽口更飽經風吹的城市了，祖祖輩輩的峽口人，額頂都長著反旋，那是被風吹的，峽口人眼睛都小，那是因為行走在風中必須眯著眼睛，峽口人多瘦削，風一刻不停地吹，颳走了他們身上的水分，風乾了他們的體脂。
宜都雖然很小，離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挺遠的，但我們當時生活得很沸騰，我站在旁觀者的角度看家庭生活是什麼樣的，漸漸發現熟悉的地方有很多可挖掘的東西，可以說是從縣城的生活當中誕生的文學啟蒙。雖然小說里的地名都是虛構的，我生怕周圍的人發現我在寫我們。
我不可能寫一個身在省會或者大城市的人，當時沒有那種經歷。雖然現在住在上海，但還是沒寫上海，我沒法正面直視它。我不了解上海土著的家庭生活是什麼樣的，總覺得他們的人生規劃和我們不一樣。小城人有小城人的生存法則，上海人有上海人的生存法則，他們都運行得很平穩。
我也不能把它設置在鄉村，我依稀還有一些在鄉下的童年記憶，但記憶中集體生活的鄉村與現實的鄉村已截然不同。所以我的回憶只能是從縣城開始。
姚鄂梅小說里，老城的無名弄堂藏著隱秘情事：馮醫生每周一到周四之間在這裡消磨一兩個晚上，但從不在這裡過夜，走之前，趁她不注意，他會往她寫字檯的抽屜里放一小沓錢……尤其是結婚以後，他不想因為任何原因而離婚，因為他很小的時候，母親就很失望地告訴過他，不管跟誰結婚，到頭來都是一樣的。
比如我有一個中篇《背風處》，講的一個在小城裡算上層的家庭，女主人因為生病切除了子宮，出於某種擔憂，她就暗地裡給她老公找個情人，給他們製造邂逅，但又不能讓老公和情人發現是她在掌控這一切。
你知道宜都的八卦遍及全城。前兩天發生了什麼事情，一條街走下來就可以聽完了。在大城市上班，大家可能避免談到生活，縣城不一樣，人們一旦有空就說幾句話，在工作中不自覺地把生活的痕迹帶進來，婚戀故事那是最感興趣的一種。今天聽到某件情事還只有隱隱約約的線索，沒隔幾天就看到街上有人因為婚外情打架，一個女人扯下另一個女人的頭髮。很狗血，又很真實。在上海我比較少聽到，大家也不談這個問題，會理智優雅地解決，在小城就會更直白一些。
長江和清江交匯口
宜都是江邊的城市，有兩條江環繞，一條是長江，另外一條就是長江的支流清江。兩條江交匯的地方有一座清江橋，我在小說里常常寫這個地方，以前我每周都會去那裡。
江邊的風很大，橋頭有一片蘆葦地，我認為是宜都風景最美的地方，可是太多不幸的故事發生在這裡。這個橋幾乎每年都有人跳下來，那片蘆葦地里有人割腕，多半是年輕人，總是發生在夏天。
曾經我的朋友，他們剛結婚不久，女孩的丈夫當著她面從橋上跳下來。我後來想，是不是夏天水位漲得比較高，江面擴大，波光粼粼，有非同尋常的邪惡的吸引力。一個人要是一聲不吭在橋上站很久的話，真的可能會產生一種衝動。
太多熟悉的人死在水邊，我解不開這個謎，我找不到裡面是什麼原因。
我寫的人物大多是小人物，他們從家裡出去，工作，學習，玩耍，天黑之前，必定會回到家裡來，就算他們中的有些人是懷著掙脫的心跑出去的，到了外面，還是會放不下那個家。
世上發生的任何事，歸根結底，都是某個家裡的孩子做出來的。從這個角度說，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算是家庭生活。
姚鄂梅常寫普通家庭的動蕩：在我們的傳統里，一代又一代、一年又一年的努力，似乎都是為了把本來已經根基深厚的生活打造得更加枝繁葉茂，堅不可摧，而不是把本來還算過得去的生活，親手掀個底朝天……人真的是需要有家有室的動物，沒有這些，太容易枯萎。
我常覺得有些家庭氛圍，輕而易舉地傷害了某個成員，但沒人意識到。以母親為例，她很能承擔一些事情，但我們在掠奪她萬能的本領的時候，從來沒想到其實她需要呵護。一個母親在壯年的時候，被拿來割肉，拿來犧牲，等她去世了再來讚美她，這是一種很大的傷害。
最新的長篇小說《海燕》寫的是一個木訥的小鎮女孩，她想考北大可是落榜，在中專過著鬱郁不得志的生活，懷孕的時候還拿自己的工資供養去北大讀研的丈夫，她在銀行工作，但不擅長社交生活，在人際關係里輕微地被排斥。
她總是抓不住機會，並不是不努力。她的哥哥太優秀了，他是全家矚目的對象，所有的資源都偏向他，導致海燕有點被忽視，個性各方面受到壓抑。
左起：姚鄂梅二哥、大哥、大嫂
我這個年代的家庭，我們的父輩通常不止一個孩子，多個孩子的生長，有點像叢林法則，之間有無聲的較量。父母說起來是一碗水端平，實際上不可能的，總有一些人得到過多的關注，一些人犧牲得心甘情願。
在我父親統治這個家庭的時候，他的規劃里沒有為女孩子安排什麼，對哥哥的要求會不一樣，他有時候會下達一個指令，你們要做到什麼樣才可以。至於我，他會覺得終歸是別人家的人，做到什麼程度無所謂。
大哥在77年第一屆恢復高考就考上大學，在我們這個小地方帶來了轟動效應。我也很想上大學，本來可以去復讀的，父母覺得算了，他們沒有絲毫不滿足，不管考的是大學還是中專，還是有沒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們不管。
姚鄂梅寫江邊發生的死亡：第一次看到那個把女朋友抱起來扔到江里去的新聞時，我們全都很淡定，這麼荒唐的事絕對不是我們家子辰幹得出來的，據說現在叫子辰的人全國有三千多個。我和姐姐還專門在電話中感嘆過，別說是兩個戀愛中的人，就算是自己家的布偶女孩，也不能夠啊。
曾經有人跟我說，你都寫一些無用的男人，受傷的女性。我承認寫了一些女性，未婚的已婚的，年輕的年老的，或多或少受了來歷不明的傷。
10多歲的時候，有一天我媽媽讓我去喊爸爸回來吃飯，我只要站在門口叫一聲，就可以把他叫答應了，可我突然喊不出來爸爸這兩個字。
我當時非常恐懼，怎麼會這樣？最後我只能走到他身邊，跟他說吃飯了。至今也難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幾年，我不能叫他爸爸，也不能跟他靠得太近。
也許我至今都沒有跨越此種障礙，導致寫作時會不自覺地迴避男性。這可能是我個人的缺陷。
當我母親還在生病的時候，我爸就會跟孩子們說，如果她去世了，我肯定要再婚的。當時我們覺得不可思議。
我曾經以為父母都去世以後，我會不停地懷念我媽。但實際上相反，我的父親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很多都是負面影響，但我對他想的最多。
廢棄的國營光學儀器廠238廠，三線廠成為縣城的歷史痕迹
剛剛開始寫作，曾經有半熟不熟的人非常友好地形容我，她就是個瘋子。很早我就被歸為跟他們不一樣的人。
有一陣子我跑步，當時只有體育老師或資深的體育愛好者才在縣城裡跑步。我當時感到很困惑，為什麼男人們可以走上街頭去跑步，女人就特別少，而且還會遇到騷擾。
我當時是資深大齡未婚青年，這點很受關注。在這麼小的地方，其實沒有人可以吸引你，可以讓你覺得應該在感情上正視他接納他，我找不到這樣的人。
其實是文學給我底氣，他們這樣看我的時候，我越發覺得應該堅持下去，以這種堅持作為回擊。
另一方面也是二十八九歲那年，我母親去世，家裡再沒有人催婚。我把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於寫作，不去關心其他，慢慢嘗到甜頭，編輯覺得我寫的還可以，我越寫越帶勁。
這真是非常耗時間的工作，那時我通常在晚上寫作，十個夜晚有九個夜晚平平無奇，偶有突破，又轉瞬即逝。
後來我在南京生活過幾年，因為婚姻的關係。後來參加了上海作協和上海社科院舉辦的當代文學研究生班，然後到上海的雜誌社做編輯。
40歲出頭，我女兒上小學的時候，我成為職業作家，文學漸漸在生活中佔據了主導地位，我不想再用別的事情來浪費時間了。之前總是有點拉鋸，主業是照顧家庭，副業是寫作。
我現在是一個人的狀態，女兒今年讀大一，住在學校里。我比較認可的狀態是有過婚姻，有過孩子，我很享受這種生活，我把該做的項目都做完了。
我全部的生活只圍繞寫作，沒有明顯的時間界限，做別的事情的時候，腦子裡想的還是這個。用一句俗話說，現在大白天也可以做業餘的時間才能做的事情了。
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宜都下面的村子，14歲我父親賣掉祖宅，一家人離開那個地方，就再也沒回去住過。
我們常說的故鄉，在我看來僅僅是童年的記憶。往外望去兩邊是連綿的群山，中間是很長一溜的稻田，有人在裡面勞動，真是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。
和二哥回到出生的村子，遠處是賣掉的祖宅。姚家四兄妹居住在不同的城市，村裡的人大多不認識他們
後來不知道是我在外面見的多了，還是農村的確發生很多變化。我長大一點再回去，已經完全不一樣了。特別安靜，動物的聲音和孩子的聲音都很少，一切都瘦了，山也瘦，水也瘦，路也瘦。
像我們的出身，我們的父母，他們站在一個比較低的位置，這種位置幾乎決定了我們以後的想法，導致我們那批人幾乎換了一個家園。
我的朋友都是像我這樣的經歷，大家出身相同，走的人生路徑差不多。讀完書，在縣城工作，有的到現在也還在這裡。那些出生在縣城的人，他們現在在哪裡？他們慢慢走向更遠的地方。我們挪到縣城的時候，他們挪到了省城和北上廣深，好像是一個有規律的挪移。
我基本上三年回來宜都一次，前幾年隔的時間更長。回來也是住賓館，我沒有家了。什麼叫家？有父母在。父母都不在，我可以去哥哥家，但是跟有父母在的感覺是不一樣的。
雖然我和哥哥們的感情非常深，他們很寵我，但我仍然覺得這種感情深並不是生活上的，不是你到我家裡來睡我的床，吃我的飯。我喜歡稍微有一點距離的親密相處。
對於上海的文學圈，我是一個外來者，這我能感覺到。我也沒想刻意去跟什麼地方什麼人融合。融合是一個沒必要的姿態，融合不能帶來文學上的什麼突破。
身邊像我這個年齡的人有在思考在哪裡怎麼養老。我想起小時候有一些老人，身邊沒有子女整天無微不至的照顧他們，當他覺得很衰弱的時候，就躺在家裡，某一天家人撩開蚊帳發現已經走了，我覺得這種狀態就很好。一個人安靜地死去，這沒什麼不好，我覺得這叫善終。
有人說你老了會不會回到故鄉來？曾經這個想法誘惑過我，但是我覺得不現實。即使有非常親密的同學和家人，經過了這麼多年，你會發現一些深層的關係，可能需要重建，路就是這樣的，走出去了基本上就不會再回頭，回頭就不是原來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