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來越多不會說德語的中國學生，選擇留學德國。
張博然今年本科畢業於國內一所「雙一流」院校的電氣工程專業。上大一時，他就定下了留學的目標。最初，他首選的是英國、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，但隨著這些國家留學花費的不斷上漲，對於海外一年制碩士「含金量不足」的討論越來越多，他開始重新思考留學選擇。
大三開始，張博然注意到，德國高校的一些王牌專業將碩士課程改為英語授課，最終，他轉而申請實踐機會更多的德國高校。今年10月，他進入一所德國理工大學聯盟（TU9）高校，攻讀英語授課的電氣工程碩士專業。「不用學德語，留學門檻對我來說降低了。」張博然說。
「近年來，德國高校英語授課項目數量顯著增加。」德國學術交流中心（DAAD）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歐陽樂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目前，德國高校約有2400個英語授課項目，其中碩士項目有2000個左右。與英語國家相比，德國留學成本相對較低，而且，絕大多數高校不收取學費，對中國學生頗具吸引力。
11月26日，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等機構發布的《2025年高等教育開放》顯示，在德國的國際學生人數首次突破40萬，國際學生規模僅次於美國和英國，位居全球第三。歐陽樂介紹，中國是德國第二大國際學生來源國，學生主要集中在工程類等學科。但多位受訪者提出，在人工智慧等新興技術領域，德國的發展「慢了一步」，上百年的德國工科教育不斷與時俱進的同時，也面臨新的挑戰。
2022年4月，德國南部巴登-符騰堡州一所應用技術大學的實驗室內，博士生正在操作一台3D印表機。
預算有限的首選
兩個月前，張雪晨剛從德國慕尼黑大學英語授課的學習科學碩士項目畢業。美國一所文理學院本科畢業後，她曾短暫回國工作和考研，備考期間，她申請了美國、英國和德國等國的碩士項目。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，最初對德國留學產生興趣，源於德國的學術與文化氛圍。大三期間，她曾前往德國參加暑期交流，當地的建築風格、教授的講課方式很快吸引了她。
新東方歐亞教育歐洲留學部總監馬志成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選擇留學德國的學生，不少都認可德國的教育理念和生活方式，希望通過留學「學到真本事」。根據德國官方規定，留學生每年需預存
13092 歐元的保證金，用於在德期間的生活保障，這意味著一年的基礎生活費約為 10
萬元。此外，與全球其他主流留學國家相比，德國的就業環境和薪資待遇相對友好。
多位受訪的德國留學生表示，對於家庭經濟條件一般但希望出國的學生而言，德國提供了難得的機會。一位今年從德國某高校電氣工程專業畢業的本科生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德國給予留學生的福利政策與本地學生基本相同，學生每周可打工20小時，如果勤工儉學，收入能覆蓋大部分生活開支。他觀察到，近年來，赴德讀本科的學生越來越多，留學信息差正逐步被打破。
「近年來，國內申請德國留學人群有向低齡化發展的趨勢。」馬志成介紹，新東方歐亞教育的留學申請數據顯示，目前，申請留德碩士的佔比為六至七成，但申請中學和本科的學生佔比已連續四年保持增長，未來可能是德國留學群體的重要力量。
長久以來，德國是預算有限的留學家庭首選。但隨著華為、小米、小鵬等中國企業在德國設立區域總部或研發中心，馬志成觀察到，越來越多有意開發歐洲市場的經商家庭將孩子送往德國，為未來拓展歐洲業務做鋪墊。「孩子既能學到知識和技術，也能成為生意上的先鋒。」
歐陽樂介紹，中國學生主要集中在相對少數的德國高校中，例如TU9和德國U15大學聯盟。這些聯盟彙集了慕尼黑工業大學、亞琛工業大學等知名理工科院校。馬志成介紹，德國高校的教育資源和教學質量相對均衡，TU9和U15聯盟之外的高校，同樣擁有各自的優勢學科，留學申請呈現出「多點開花」的趨勢。比如耶拿大學的光學專業，畢業生有機會進入卡爾蔡司公司工作，也正受到越來越多中國學生關注。
最初，準備德國留學時，張博然認為，德國高校在國際大學排名中並不佔優勢，但他也注意到，德國高校的表現正穩步提升。2024年，德國聯邦教育與研究部等機構發布的《德國高校國際化戰略（2024—2034）》提出，面對人工智慧治理、人口結構轉型等挑戰，德國將高等教育國際化定為戰略性舉措。2025年，進入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的德國高校達到5所。其中，慕尼黑工業大學排名由2020年的第55位，提升至第23位。
開課五六十人，結課只剩二三十人
德國高校的本科學制通常為三至四年，研究生學制通常為兩至三年。但對不少學生而言，「在德國學習的三年，會是你五年人生中最難忘的七年」，也就是說，按時畢業並不容易。
賈誼今年剛從德國一所應用科學大學的機械工程專業本科畢業。他回憶，幾百人的本科課堂上，因為課程難度大，真正能完全聽懂的同學，一隻手就數得過來。「德國高校的一個特點就是寬進嚴出。」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他所在學校，一門課程如果掛科三次，學生將獲得一次口試機會，若仍未通過，只能退學或轉專業，並且在全德國範圍內，都將失去學習該專業的資格。不想被淘汰，學生必須會自學。賈誼選修的部分專業課上，開課時有五六十名學生，結課時只剩二三十人，專業整體淘汰率有兩到三成。
廖森本科和碩士均就讀於慕尼黑工業大學電子信息專業，今年上半年碩士畢業。他本科剛入學時，專業共有800餘名學生，大一共設置10門課程，每門課程只有兩次考試機會。「第一學年結束後，就只剩下兩三百人。」廖森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，其中，中國留學生入學時有40多人，大一之後剩下了約30人。
大二起，廖森和同學除了自行選課，還要主動聯繫導師或企業，尋找論文項目和實習機會。學校雖會提供一些選擇，但數量有限，一個好項目，往往會有十幾名學生競爭。廖森所在本科專業的學製為三年，但對大多數學生而言，往往需四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畢業。他所在專業每年畢業200多人，這些畢業生的本科入學年份往往相差好幾年。
「德國教育之所以具有競爭力，質量是一個重要因素。」北京外國語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巫銳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德國大學的課程體系通常由三部分構成：教授主講的講座課、研討課，以及練習課和實踐學期。「整體評價體系較為嚴格，很難『混過去』。」
「對於來到德國的學生，能力基本能達到畢業門檻，但要對自己負責，做好長期規劃，保持足夠自律與勤奮。」廖森觀察到，德國沒有輔導員和教師的督促，學生之間的差距會被不斷拉大。和他一起入學的中國留學生中，在最初專業完成學業的約有15人，其餘人通過轉學、轉專業才順利畢業。
巫銳舉例稱，德國博士生正式答辯前，外部評審的反饋往往是厚厚一摞，需要逐條對著修改。答辯前還要經過口試，博士論文通常聚焦於較小切口、單一問題，口試的考官會依據一份書單，圍繞相關研究領域提出各種可能的問題。「這種高度嚴謹的學術標準，也會向下傳導至碩士和本科階段的人才培養中。」他說。
馬志成介紹，在一些國家，幾乎所有層次的留學生都能找到對應的學校和專業，「但留學德國略有門檻，對學生能力有一定要求」。以學業成績為例，申請德國本科的學生，國內高考成績通常需達到總分的70％左右；申請德國碩士的學生，國內本科成績的平均分多在75分至80分。巫銳認為，德國希望吸引高素質移民，這一篩選過程中，高等教育正是重要的「試金石」，不適應者將被淘汰。
2025年9月，張雪晨在碩士畢業典禮上領取畢業證書。她就讀於德國慕尼黑大學學習科學專業。圖/受訪者提供
「七成時間在企業」
張雪晨碩士學習的是心理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。與美國讀本科時相比，德國的課堂教學並沒有太讓她「眼前一亮」，但課堂之外的實踐讓她印象深刻。「沒課就可以去實習，這在美國不可想像。」她說。
德國工科教育中，這種實踐導向更為明顯。去年9月，賈誼開始在汽車技術供應商博世集團的生產部門實習，負責處理生產數據。他所在的部門生產混合動力剎車零件，相關產品在全球市場的佔有率超過50％。「學校是學一個面，實習是學一條線。」賈誼認為，企業實際應用的是課堂所學中的一小部分，但要求非常專精。他認為，自己在企業實習的收穫比在學校更大。
能獲得這樣的實習機會，與賈誼就讀的應用科學大學的特點密切相關。德國的工科教育體系分為不同層次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、德國研究中心創建主任陳洪捷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19世紀初，德國現代大學形成過程中，為了滿足工業化需求，一批面向工程和工業生產的工科學校應運而生，並逐步發展為今天以慕尼黑工業大學為代表的工科大學。
與此同時，德國還形成了應用科學大學，這類學校源於中等教育層次的工程師學校，高度面向產業和產品。按照德國高等教育法規定，應用科學大學教授除了有博士學位，還須擁有至少5年的企業工作經歷。陳洪捷介紹，由於師資規模小，應用科學大學的不少課程由企業一線的工程師講授。賈誼介紹，應用科學大學與當地企業聯繫緊密，正受到越來越多中國留學生的青睞。
「我就讀的本科學校所在城市有很多工廠，但只有一所大學，所以不少廠里，一半以上員工都畢業於這所學校，學校提供給學生的實習機會也比綜合類大學更多。」賈誼說。
在德國，無論是本科生還是研究生，畢業論文都可以在企業完成。對學生而言，這既可算作工作經歷，也能獲得實習補貼。今年2月，博世集團開啟一個工廠數字化的新項目，該項目的研究成果可以產出論文。賈誼隨即提出申請，公司幫他擬好了論文題目和研究計劃。隨後，他把研究計劃提交給學校，並聯繫好導師。在企業和學校雙方批准後，賈誼隨即開始在企業寫論文。
賈誼寫論文的過程中，學校導師主要提供寫作指導，每月會安排一次半小時左右的線上會議。更多時候，是由企業導師提出具體方案、明確進度，賈誼再把項目的數據分析和研究發現整理成論文。由於時間有限，畢業時，賈誼參與的項目還沒有落地的成果，所以沒有在導師那裡獲得預期的分數。「我所在的學校，大多數本科論文都不要答辯，在企業寫完的論文，教授更關注是不是解決了實際問題，而不是論文的排版和語言。」他說。
在碩士階段，企業也是工科學生培養的重要主體。2021年，姚俊碩士畢業於一所TU9聯盟高校的車輛工程專業。讀研三年多，他六至七成的時間在企業度過，「除了上課，幾乎每天坐火車去大眾汽車公司總部做實驗」。他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回憶，這些項目基本來自企業的資助，「企業需要什麼，我們的研究就做什麼」。姚俊從汽車電池項目開始，陸續接觸了材料、自動化生產、3D列印等項目。他認為，德國企業並不特別在意畢業年限和年齡，相較於單純的學業背景，實習經歷更有助於求職。
慕尼黑工業大學電子信息專業本科課堂。圖/受訪者提供
巫銳介紹，重視應用和實踐文化是德國大學競爭力的另一重要來源。德國不僅擁有賓士、寶馬等龍頭企業，還分布著大量中小企業，其中不少在各自的細分領域佔據領先地位，對德國經濟運行具有重要支撐作用。在制度層面，企業的實踐課程被納入培養方案，高校根據企業需求開設項目，企業還會提供科研經費和獎學金，並對學生社團進行投資。
為什麼德國高校與企業能形成如此緊密的合作關係？陳洪捷認為，這源於德國在長期工業化進程中逐步形成的「工業技術文化」。這一文化中，企業與高校之間相互溝通與信任，在「培養什麼樣的人才、如何培養人才」等問題上認知一致。如果缺乏這種基礎，光是在政策層面推動校企合作，很容易出現「學校熱、企業冷」的局面。
巫銳認為，這種工業技術文化下，校企之間的互動，逐漸演化為一種「非正式制度」。德國明斯特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教授蔣曉毅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他指導的碩士中，「一名學生在實習中注意到心電圖應用中的新需求，就提出了一種新的解決方案」。在他看來，這是德國教育實踐導向下的「意外效果」。「我們希望學生的論文不是完成後就放在抽屜里，而是能儘可能具有真正的創新和現實意義。」他說。
專業更新「嚴謹但不保守」
今年10月，賈誼開始攻讀慕尼黑工業大學的「機器人、認知與智能」碩士專業。這一專業的培養方案涵蓋電氣控制、計算機視覺和人工智慧等多個領域，與傳統工科專業相比，學生擁有更多自主選擇和發展空間。他認為，德國碩士的申請中，通常對本碩專業的一致性要求較高，但新設項目在申請背景上的限制相對寬鬆，是一個「很好的跨專業機會」。
賈誼之所以希望「逃離」機械工程這樣的傳統工科專業，是因為相關行業的不景氣。本科畢業前，他曾向企業導師詢問，是否有機會轉正留任，導師的回復是：「以你的能力，前兩年完全可以，現在不行了，全公司幾乎沒有招聘名額。」在德國，傳統的汽車、機械等產業正明顯受到能源危機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變革的衝擊。這種變化，也逐漸反映在高校面向留學生的專業設置之中。
新東方歐亞教育資深德國留學規劃師李文博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介紹，過去幾年，德國高校陸續推出了「氫能源科學與技術」等新專業。他認為，德國長期沉澱的工業和製造業基礎，加之政策層面對新技術與傳統工業融合的支持，構成了德國留學的優勢。
德國高校的專業通常分為受限專業和非受限專業兩類，受限專業因報名人數較多，需擇優錄取。姚俊所在的高校較早在德國開設電動汽車專業。他碩士入學時，傳統車輛工程專業還是受限專業，一屆學生有100餘人；而電動汽車專業每屆僅有三四十名學生。近幾年，隨著越來越多學生將電動汽車專業作為第一選擇，該專業成為受限專業，傳統車輛工程專業每屆招生規模降至二三十人。
姚俊發現，儘管直接開設電動汽車專業的德國高校並不多，但許多傳統車輛工程院校已在課程設置中引入新能源相關方向。馬志成觀察到，與一些留學目的地「一窩蜂」開設新興專業不同，德國更強調基於實際需求的創新，專業更新「嚴謹但不保守」。巫銳介紹，德國的工科教育變革，強調和本土產業的實際結合，「這種節奏可能算不上最快，但是相對穩健，抗風險能力更強，也讓學生的培養與就業銜接更為順暢，也更具可持續性」。
蔣曉毅介紹，德國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，傾向於在起步階段就將方案設計得儘可能完善，而不是邊做邊改。在他看來，這也是德國在人工智慧等新技術領域相對滯後的原因之一。
「只要教師認識到學科發展的必要性，德國高校開設相關專業的速度就相對較快。」蔣曉毅曾擔任6年多明斯特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院院長，在他看來，德國新學科建設多為自下而上的過程。最近，他所在學院在籌備一個跨學科的數據科學專業，就是源於不同學科教師對發展趨勢的共識，計劃於明年冬季學期開始碩士招生。
蔣曉毅所在的學院，近兩年，諸如數據科學、數學專業等碩士項目皆設置為英語授課，主要原因是招生壓力越來越大，學校希望通過英語授課推進國際化。李小友去年畢業於德國一所高校的英語授課碩士項目，她認為，想要在德國生活和工作，德語仍是必備技能。2020年剛到德國時，她只會英語，找實習很困難，2022年，她的德語達到了中高級水平，很快就找到了實習。
蔣曉毅認為，近兩年美國不斷收緊留學生政策，給了德國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和學者的機會，德國希望在全球人才流動中「分一塊更大的蛋糕」。但從實際效果看，這些潛在的人才能否在德國就業或創業，從而實現教育投資的最大回報，德國高校未來的國際化進程如何，有待進一步觀察。